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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想起柴尔德
发布时间:2014-10-22    文章出处:新浪博客    作者:陈胜前    点击率:
  考古学家柴尔德无疑是考古学史上的里程碑,成就斐然,然而他在晚年选择了自杀。据说是对考古学的能力感到失望,对自己还能做什么感到绝望,不想成为社会的负担,所以自杀。人老之后,不想成为社会负担而选择离世的人也是有的,这样的思想境界的确非常高,只是超越了人情所能接受的范围。作家徐迟晚年受到病魔的折磨,不想拖累社会与他人,在还有一丝气力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有的人正相反,最后失去了自主性,只能由人摆布地活着了。人类史上这样的人似乎还有不少,如梵高,从斯通为他写的传记来看,他为无法超越自我而痛苦;再比如我们中国人熟悉的王国维先生,有人说是让罗振玉给逼死的,陈寅恪先生倒是很能理解,认为他是对中国文化命运失望的缘故。无独有偶,当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被超越之后,也有物理学家选择为之殉葬的。
 
  也可以想象,一个人为之终生奋斗的东西居然是虚幻的,并不可靠,人生意义何以立足呢?有人认为柴尔德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失望导致的,当时苏联侵入布拉格,还有了解到斯大林的大清洗。特里格反对这样的说法,苏联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柴尔德也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幻灭。即便是幻灭了,也很少听说有人自杀。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常人都明白这样的道理。思想觉悟太高同时,是不是想得有点偏狭呢?人老了,自然会失去许多能力,包括进一步超越自己的能力,但这不意味了失去了生活的理由。没有人能够永生的。就个人而言,人的寿命有生理上极限;而就群体而言,人的寿命似乎又是无尽的。通过基因的代代相传,生命生生不息。对人这种文化动物来说,生命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文化上。所以,孔夫子虽然死了,但是他的思想仍旧在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又是不朽的。回过头来说,柴尔德其实大可不必为自己的局限而痛苦,他的学术遗产已经得到了传承。可惜一点的是,他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没有如格拉汉姆·克拉克那样桃李满天下,学术衣钵的继承不那么清晰。他似乎也没有一个好的家庭,无所牵挂的同时的也无所依赖。
 
  想起柴尔德,特别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对考古学感到失望呢?为什么他不能超越呢?柴尔德是考古学史上的丰碑,有人专门为他写传记,特里格的《考古学思想史》用了最大的篇幅来写这位考古学家。反复回顾之后,逐渐感受到柴尔德学问的博大。我们可以将柴尔德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这样更好理解一些。第一个阶段他最大的成就是运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重建欧洲史前史;第二阶段是他开始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史前社会,提出了经典的“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两个关键的概念。这非常引人注目,把他与我们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家相比,就会发现柴尔德已经不局限于文化历史的重建,而是开始研究史前社会的经济基础了。当然,他的研究相对我们现在多学科的方法而言还显得有点粗糙。1935年,柴尔德访问了向往已久的苏联,开始更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是他的学术生涯的第三个阶段。有意思的是,其后他开始转向文化演化的研究。如果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是一种从上而下的研究的话,柴尔德的研究就是自下而上的,他越来越关注社会演变的理论问题。二战之后,也是柴尔德学术生涯的第四个阶段,他开始了自己的理论建构,就像Social Evolution、Society and Knowledge这样的著作,更多像是哲学,而非考古学了。不是有种说法,所有的研究最后都要上升或回到哲学么!柴尔德做到了。
 
  按说有这样的成就,怎么可能对考古学感到失望呢?作为事后的明智,我们可以做些推测。首先,柴尔德不是哲学家,他并没有受过哲学的训练,他不可能像哲学家进行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考,他的思考立足于考古学,是基于既有的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来进行的,如他之于新石器时代社会形态的推断只能来自考古材料。其次,虽然他希望研究史前社会的形态,但是他不大善于运用聚落考古、墓葬分析的方法,这方面戈登·威利比他强;他也不像格拉汉姆·克拉克那样善于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还有很好的运气——发掘了保存完好的Star Carr遗址。试想一下,如果遗址都像庞贝古城那样,那该有多好,考古学家就像当代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一样研究完整的对象。然而,绝大多数考古学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通常发掘到的材料都非常地残缺,只能根据这些有限的材料来进行推导。柴尔德在发掘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运气,他也不那么热衷考古发掘。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旅行了,到处看材料,凭借超人的视觉记忆能力,他能够统合整个欧洲史前史的材料。另外,虽然他不是专业的哲学家,但是他有超于绝大多数考古学家的理论思维。于是,即便是考古材料有限,他仍然可以构建起史前史的框架,讨论史前社会演变的一般问题(大问题)。
 
  然而,悲剧的根源由此就埋下了。尽管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很好的理论思维,甚至还可以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超越了苏联考古学所掌握的,他不是教条主义的,他有自己的思考,但是无论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到作为实物遗存的考古材料,这中间还有巨大的鸿沟需要跨越。在考古学发展的较早阶段,这个问题还不是那么严峻,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加,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不断叠加的材料并不能自动告诉我们有关古人的故事,仍然需要依赖推理。如何才能使得考古推理可信呢?柴尔德有点悲观,他没有注意到20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学走向专业化分工,不论是陶器、石器、墓葬、聚落、动物、植物、年代、乃至地质过程等等,都成了专业分支,更别说多学科的合作了。一个人是不可能包打天下的,仅仅依赖个人的能力,就会发现实在太有限了,怎么会不觉得失望呢?
 
  柴尔德的悲剧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也遇到过,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宏观的理论,它不仅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有关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面的一般理论,同时,它还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强调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的一般发展路径。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首先必须通过考古材料了解古人的行为,进而了解古代社会面貌。如果这一步都没有的话,就谈不上运用马克思主义了。不过,按照演绎-假说的方法,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推理出可以验证的假说,需要指出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可以推断社会形态,但是很难推断到基本实物遗存的形态——我们仍然需要研究考古材料,使之接近社会形态。这后一种方法柴尔德应该是可以使用的,不过,他显然还没有掌握这种后来的过程考古学所极力倡导的方法。剩下就是理论与考古材料之间的疏离与断裂、失望与沮丧。
 
  柴尔德没有真正掌握从上到下的研究方法,这一点不能怪他,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能够超越他的时代。但是,还有一种方法,柴尔德没有能够充分利用起来,的确有点遗憾,那就是从今及古的方法,既通过研究现在去研究过去,通常包括实验考古、民族考古,还可以包括部分历史考古与当代物质研究。的确,我们不可能有时间机器回到过去,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有些东西是古今一致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观察现在进而推知过去。考古学家在推理过去的时候,一方面是从属于过去的考古材料出发,另一方面需要从与过去较为一致的现在出发,这样的话,就在静态的考古材料与动态的古人行为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后来的考古学家称之为“中程理论”。柴尔德显然还没有找到有效的中程理论。
 
  柴尔德的经历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化历史考古的化身,他曾经很辉煌,也曾经努力转型,走向功能主义的研究,走向与高层理论的结合,最终仍然没有找到理想的出路。他的经历也让我想起考古学研究的本质问题:我们就是要从考古材料与人类过去之间建立合乎逻辑的推理。考古材料的性质非常多样,不会只限于其形态特征;人类过去也非常多彩,不会只是某些粗略的形态。推理的路径也很多,并不限于归纳法。考古学的美妙之处就是这个需要缜密逻辑的推理过程,想想考古学家如同回到古代的福尔摩斯一般,把凌乱不堪的材料编织成可靠的历史故事。柴尔德最终意识到了当时考古学研究的问题,仅仅依赖他自己所掌握的方法是无法得到丰富多彩的人类过去的。
 
  想起柴尔德,不禁想到中国许多英年早逝的学者,物质条件、工作环境、社会关系的不如意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是并不能充分地解释这种现象,因为解放前的条件更差,这些学者在解放后往往还是被批斗的对象,许多都很高寿。我想研究方法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宾福德所说的,努力证明地球是平的,都注定是徒劳的,再苦再累也没有多少帮助。研究是一种知识的探索,甚至是冒险,因袭除了味同嚼蜡之外,营养价值几乎丧失殆尽。为了获得更多的收获,所以不得不呕心沥血,其实换一条路走要简单得多,反而更有收获。还记得王小波写过文革时吃忆苦饭的故事,相当地搞笑。研究不是吃苦比赛。如果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有必要想想是不是走错了路。
 
  走不通道路的柴尔德选择了自杀,这有点太极端了,其实跟考古学的发展关系不大,倒是跟他自己的生活有关,这是题外的话,就不说了。

  (来源: 穴居的猎人 陈胜前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hunterinc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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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柴尔德

发布时间: 2014-10-22

  考古学家柴尔德无疑是考古学史上的里程碑,成就斐然,然而他在晚年选择了自杀。据说是对考古学的能力感到失望,对自己还能做什么感到绝望,不想成为社会的负担,所以自杀。人老之后,不想成为社会负担而选择离世的人也是有的,这样的思想境界的确非常高,只是超越了人情所能接受的范围。作家徐迟晚年受到病魔的折磨,不想拖累社会与他人,在还有一丝气力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有的人正相反,最后失去了自主性,只能由人摆布地活着了。人类史上这样的人似乎还有不少,如梵高,从斯通为他写的传记来看,他为无法超越自我而痛苦;再比如我们中国人熟悉的王国维先生,有人说是让罗振玉给逼死的,陈寅恪先生倒是很能理解,认为他是对中国文化命运失望的缘故。无独有偶,当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被超越之后,也有物理学家选择为之殉葬的。
 
  也可以想象,一个人为之终生奋斗的东西居然是虚幻的,并不可靠,人生意义何以立足呢?有人认为柴尔德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失望导致的,当时苏联侵入布拉格,还有了解到斯大林的大清洗。特里格反对这样的说法,苏联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柴尔德也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幻灭。即便是幻灭了,也很少听说有人自杀。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常人都明白这样的道理。思想觉悟太高同时,是不是想得有点偏狭呢?人老了,自然会失去许多能力,包括进一步超越自己的能力,但这不意味了失去了生活的理由。没有人能够永生的。就个人而言,人的寿命有生理上极限;而就群体而言,人的寿命似乎又是无尽的。通过基因的代代相传,生命生生不息。对人这种文化动物来说,生命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文化上。所以,孔夫子虽然死了,但是他的思想仍旧在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又是不朽的。回过头来说,柴尔德其实大可不必为自己的局限而痛苦,他的学术遗产已经得到了传承。可惜一点的是,他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没有如格拉汉姆·克拉克那样桃李满天下,学术衣钵的继承不那么清晰。他似乎也没有一个好的家庭,无所牵挂的同时的也无所依赖。
 
  想起柴尔德,特别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对考古学感到失望呢?为什么他不能超越呢?柴尔德是考古学史上的丰碑,有人专门为他写传记,特里格的《考古学思想史》用了最大的篇幅来写这位考古学家。反复回顾之后,逐渐感受到柴尔德学问的博大。我们可以将柴尔德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这样更好理解一些。第一个阶段他最大的成就是运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重建欧洲史前史;第二阶段是他开始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史前社会,提出了经典的“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两个关键的概念。这非常引人注目,把他与我们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家相比,就会发现柴尔德已经不局限于文化历史的重建,而是开始研究史前社会的经济基础了。当然,他的研究相对我们现在多学科的方法而言还显得有点粗糙。1935年,柴尔德访问了向往已久的苏联,开始更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是他的学术生涯的第三个阶段。有意思的是,其后他开始转向文化演化的研究。如果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是一种从上而下的研究的话,柴尔德的研究就是自下而上的,他越来越关注社会演变的理论问题。二战之后,也是柴尔德学术生涯的第四个阶段,他开始了自己的理论建构,就像Social Evolution、Society and Knowledge这样的著作,更多像是哲学,而非考古学了。不是有种说法,所有的研究最后都要上升或回到哲学么!柴尔德做到了。
 
  按说有这样的成就,怎么可能对考古学感到失望呢?作为事后的明智,我们可以做些推测。首先,柴尔德不是哲学家,他并没有受过哲学的训练,他不可能像哲学家进行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考,他的思考立足于考古学,是基于既有的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来进行的,如他之于新石器时代社会形态的推断只能来自考古材料。其次,虽然他希望研究史前社会的形态,但是他不大善于运用聚落考古、墓葬分析的方法,这方面戈登·威利比他强;他也不像格拉汉姆·克拉克那样善于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还有很好的运气——发掘了保存完好的Star Carr遗址。试想一下,如果遗址都像庞贝古城那样,那该有多好,考古学家就像当代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一样研究完整的对象。然而,绝大多数考古学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通常发掘到的材料都非常地残缺,只能根据这些有限的材料来进行推导。柴尔德在发掘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运气,他也不那么热衷考古发掘。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旅行了,到处看材料,凭借超人的视觉记忆能力,他能够统合整个欧洲史前史的材料。另外,虽然他不是专业的哲学家,但是他有超于绝大多数考古学家的理论思维。于是,即便是考古材料有限,他仍然可以构建起史前史的框架,讨论史前社会演变的一般问题(大问题)。
 
  然而,悲剧的根源由此就埋下了。尽管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很好的理论思维,甚至还可以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超越了苏联考古学所掌握的,他不是教条主义的,他有自己的思考,但是无论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到作为实物遗存的考古材料,这中间还有巨大的鸿沟需要跨越。在考古学发展的较早阶段,这个问题还不是那么严峻,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加,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不断叠加的材料并不能自动告诉我们有关古人的故事,仍然需要依赖推理。如何才能使得考古推理可信呢?柴尔德有点悲观,他没有注意到20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学走向专业化分工,不论是陶器、石器、墓葬、聚落、动物、植物、年代、乃至地质过程等等,都成了专业分支,更别说多学科的合作了。一个人是不可能包打天下的,仅仅依赖个人的能力,就会发现实在太有限了,怎么会不觉得失望呢?
 
  柴尔德的悲剧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也遇到过,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宏观的理论,它不仅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有关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面的一般理论,同时,它还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强调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的一般发展路径。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首先必须通过考古材料了解古人的行为,进而了解古代社会面貌。如果这一步都没有的话,就谈不上运用马克思主义了。不过,按照演绎-假说的方法,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推理出可以验证的假说,需要指出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可以推断社会形态,但是很难推断到基本实物遗存的形态——我们仍然需要研究考古材料,使之接近社会形态。这后一种方法柴尔德应该是可以使用的,不过,他显然还没有掌握这种后来的过程考古学所极力倡导的方法。剩下就是理论与考古材料之间的疏离与断裂、失望与沮丧。
 
  柴尔德没有真正掌握从上到下的研究方法,这一点不能怪他,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能够超越他的时代。但是,还有一种方法,柴尔德没有能够充分利用起来,的确有点遗憾,那就是从今及古的方法,既通过研究现在去研究过去,通常包括实验考古、民族考古,还可以包括部分历史考古与当代物质研究。的确,我们不可能有时间机器回到过去,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有些东西是古今一致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观察现在进而推知过去。考古学家在推理过去的时候,一方面是从属于过去的考古材料出发,另一方面需要从与过去较为一致的现在出发,这样的话,就在静态的考古材料与动态的古人行为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后来的考古学家称之为“中程理论”。柴尔德显然还没有找到有效的中程理论。
 
  柴尔德的经历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化历史考古的化身,他曾经很辉煌,也曾经努力转型,走向功能主义的研究,走向与高层理论的结合,最终仍然没有找到理想的出路。他的经历也让我想起考古学研究的本质问题:我们就是要从考古材料与人类过去之间建立合乎逻辑的推理。考古材料的性质非常多样,不会只限于其形态特征;人类过去也非常多彩,不会只是某些粗略的形态。推理的路径也很多,并不限于归纳法。考古学的美妙之处就是这个需要缜密逻辑的推理过程,想想考古学家如同回到古代的福尔摩斯一般,把凌乱不堪的材料编织成可靠的历史故事。柴尔德最终意识到了当时考古学研究的问题,仅仅依赖他自己所掌握的方法是无法得到丰富多彩的人类过去的。
 
  想起柴尔德,不禁想到中国许多英年早逝的学者,物质条件、工作环境、社会关系的不如意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是并不能充分地解释这种现象,因为解放前的条件更差,这些学者在解放后往往还是被批斗的对象,许多都很高寿。我想研究方法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宾福德所说的,努力证明地球是平的,都注定是徒劳的,再苦再累也没有多少帮助。研究是一种知识的探索,甚至是冒险,因袭除了味同嚼蜡之外,营养价值几乎丧失殆尽。为了获得更多的收获,所以不得不呕心沥血,其实换一条路走要简单得多,反而更有收获。还记得王小波写过文革时吃忆苦饭的故事,相当地搞笑。研究不是吃苦比赛。如果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有必要想想是不是走错了路。
 
  走不通道路的柴尔德选择了自杀,这有点太极端了,其实跟考古学的发展关系不大,倒是跟他自己的生活有关,这是题外的话,就不说了。

  (来源: 穴居的猎人 陈胜前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hunterinc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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