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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陶俑背后有大历史——《西安文物精华·陶俑》读后感
发布时间:2014-10-16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葛承雍    点击率:
  
 
  陶俑是古代雕塑家用泥土和窑火造成的人形,表现的却是水与土混合后捏塑成的精魂,精致精美的陶俑仿佛输入了奔涌的血液,有着灵动朝气,从而显现着生动的神韵,沉浸着厚重的历史。
  
  小陶俑背后有大历史,因为陶俑是当时生活的一个浓缩,是一个历史侧面的反映,是人生凝固生命的集中展示,所以才要放入墓葬中陪伴主人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从殷商晚期开始,墓葬中出现替代杀殉的陶俑,一直到明清交际绝迹,其间延续了三千多年的历史。
  
  西安是周秦汉唐的京畿之地,历代王朝遗留下无数的种类繁多的陶俑,犹如一首送给这座消逝古城的视觉挽歌,让人们记住历史遗产而有了追溯的价值与怀旧的共鸣。陶俑在众多历史遗物中脱颖而出,在于当时艺术工匠汲取社会前沿的反映与普受关注的遴选,不断潜心追求艺术创新的表现,各类陶俑造型不是袭故蹈常,而是时尚价值的延伸。当然,更是受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喜爱和赞赏,才会使陶俑大大涌现。我们看到的不是艺术虚构的结晶,而是历史的总结和见证。
  
  在雕塑艺术上,西方人善于雕,中国人善于塑,雕是减法,塑是加法,雕是把多余的原材料凿掉剩下写实的形体,塑是把泥巴堆捏成直接映射艺术的形体造型,一雕一塑相辅相成。雕塑艺术在中国秦汉至隋唐的陶俑中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往往是集捏塑、雕塑、刀刻、模印、彩绘等手法于一身,不仅纹饰丰富、效果突出,而且体态匀称造像独特。特别是一些造型独特的陶塑工艺是在模塑之后又搭配雕刻,简练数刀就刻画出传神之境,详细而生动,视觉效果非同一般。
  
  从战国以来到秦汉、隋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民族,他们有着虹吸鲸饮的开放胸襟,有着不固步自封的饱满心怀,特别在关中这片广袤土地上有着杰出的表现。秦汉的陶俑制作已经有了五彩纷呈的境域,大家耳熟能详的秦始皇兵马俑显示了秦人制作陶俑的雕塑水平,八千多件如同真人真马的陶塑,形体高大,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容貌千人千面却逼真写实,每个俑从发型、头饰、服饰、铠甲、鞋履以至胡须、表情皆不相同,气势恢弘的军阵掩盖了秦俑稍显僵硬的缺点。1999年出土的秦陵园百戏俑,由于体型魁梧,肌肉发达,被有的雕塑史专家称为来自希腊罗马的风格,因为中国工匠一般不表现骨骼肌肉,从而被认为是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
  
  汉代长安出土的陶俑则展现了汉人塑像精致的缩微水平。在西汉帝陵、后陵以及诸侯王陵发现的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侍立俑、骑马俑、步兵俑、乐俑、舞俑等,作为众多奴婢随从被陪葬在皇家贵族陵墓中。汉俑虽然比秦俑缩小三分之一,但是形象更为生动,汉阳陵第一次发现的裸体陶俑令中国人瞠目结舌,男女隐私部分的暴露使人无法想象当时礼俗制度下的工匠创作。西安地区东汉墓葬出土的小陶俑,奴仆成群组合,杂戏拙朴粗糙,以豪强地主庄园内生活见长,但雕塑艺术落入低谷。
  
  魏晋至北朝时期关中地区“五胡乱华”,政权更迭频繁,经济一蹶不振,厚葬风气减弱,墓葬中出土的陶俑简拙个小,流行的半模俑也是节俭省料,武士俑、骑马俑、奏乐俑、侍立俑等造型简单,既有着浓重的军事气息,又流露出少数民族的风尚。西魏北周陶俑整体风格与局部艺术都不如东魏北齐的出新细腻,或许与关陇军功集团吸收外来文化较少有关。
  
  隋唐陶俑是中国古代雕塑史颠峰时代的代表,《唐会要》卷三八记载“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行”。偶人就是陶俑,这种利用厚葬死人表达活人心理的随葬品,将丧葬“忠孝”传统思想推向极端,埋葬时大肆铺张,定制时逾越等级,送葬时炫耀权势,贵族王公到官吏士民争相仿效,从官府工署到民间作坊竞相奢华,使得陶俑制作越来越精美,不仅彩绘贴金,装饰鲜艳,而且造型独特,动作夸张,在艺术上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最典型的如1991年西安东郊唐金乡县主墓出土的156件彩绘陶俑中,生动地揭示了开元盛唐时期贵族生活的豪华场面,造型传神,神态各异。头戴孔雀冠骑马女俑演奏着出行伎乐,驾鹰抱犬携带猎豹的胡人猎手正跃跃欲试,裸袒上身的角抵相扑俑双腿半蹲欲寻找战机搏斗,身着绛红色骑马鼓吹仪仗俑手持筚篥诸乐器为主人开道。令人惊叹的还有一名胡人女子容貌的侍立俑,这是目前考古所仅见的西域妇女形象,使人联想起唐朝诗人歌咏的胡姬风采。其实这批陶俑中所展示的胡帽、胡服、胡人以及猎豹、猞猁、波斯犬等都与外来的波斯、粟特文化息息相关,从中不仅可以窥见当时西域文明对唐代社会的广泛影响,而且让后世人们得到了陶塑杰作的艺术享受,千年之后仍有着不灭的魅力。
  
  西安唐墓出土的胡人陶俑最多,种类繁密,形象逼真,有许多属于首次发现,异常珍贵。胡俑是丝路东西方艺术交流的国家形象。如果说胡人俑使后人看到了许多透过文字无法看到的历史信息,那么胡俑图像对唐代以及中古社会文化进行了很好的诠释,胡人西域文化传入成为唐朝汉人共享的文化,从而对活生生的“人”的面貌恢复更具典型意义。
  
  与陶俑相媲美的是盛唐时出现的三彩,两种胎质有所不同,陶是低温烧成的土器,瓷是高温烧成的器物。但就艺术价值来说,都是珍品。虽然唐代陶俑品种很多,有灰陶、红陶和彩绘陶,可是陶俑制作无疑有高低之分,成熟工匠的优秀作品往往声名鹊起,不胫而走,世人争相订购。《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李娃传》曾描述长安城内东肆、西肆两家做丧葬冥器的凶肆铺在天门街(朱雀大街)比试优劣,互争胜负,士女围观者聚至数万。可惜我们不知专为皇家贵族和达官功臣烧制陶俑的“甄官署”匠师姓名,不清楚也无法考订出土陶俑的具体制作纪年,我们只是笼统地划分时代。隋朝初唐是没有施釉的仪仗队陶俑为主要特征,唐高宗到玄宗盛唐是三彩俑与彩陶俑并重,骏马武士齐鸣,乐舞打球争奇斗艳,8世纪中叶安史乱后俑不仅数量急剧减少,而且艺术造型演变很大,武士俑装饰越来越复杂,仕女俑体形越来越肥硕,女性骑马伎乐俑越来越少,深目高鼻的胡人俑也越来越难见,这既反映了思想观念的变化,也是心灵史的巨变。
  
  孙机先生在《唐代的俑》一文中比较了长安、洛阳出土陶俑的胎土、釉色、装饰手法之后,指出:“总的说来,洛阳的制作水平稍逊于长安”。其实,洛阳的三彩俑也相当不错,只是陶俑种类不够丰富而已,但它们如双珠合璧,互相辉映,成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可以说,这些艺术雕塑匠师的精琢细刻,成为那个时代的传世文脉,赢得了目前海内外博物馆与私人搜集的典藏。
  
  宋代用平面的绘画作为艺术主导形式取代了立体的雕塑,这种艺术创作的转换,使得雕塑与绘画相比江河日下,西安地区出土的宋墓陶俑极少,近年元代黑陶俑则是屡屡被发现,其中不乏蒙古人文化特征。明代秦藩王墓地出土的陶俑造型简略呆迟,艺术价值欠缺,也许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停滞终结的讯号,留下了陶俑艺术夕阳西下的斜影。
  
  西安出土陶俑早在上世纪清末民初就已经受到西方古董收藏世家的迷恋喜爱,许多外国艺术鉴赏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出版了一些影响较大的陶俑研究图书。可是无论怎样在海外掀起热潮,都无法与新中国各地不断发现出土的陶俑相比。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考古文物为代表的新型人文学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首善”之区,随着各个朝代成序列出土陶俑的不断增多,人们开始将这一狭小领域但却五彩纷呈的文物,从艺术史视角推向了世界广阔的视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王自力先生积累数年之功,编纂的这本陶俑图录,将会提供给学术界新的历史形象素材,其文化链环和审美价值无可比拟,由此激发起艺术的灵感,更会久久不失。
  
  如果说陶俑是那个时代形影相随的直接反映,是历史的缩影造型和凝固的袖珍形象,那么陶俑身上流逝的是千年岁月,负载的是不变的文明尺度。
  
  (《西安文物精华·陶俑》,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6月出版,定价328元)
 
  (全文来源《中国文物报》2014年10月10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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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陶俑背后有大历史——《西安文物精华·陶俑》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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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俑是古代雕塑家用泥土和窑火造成的人形,表现的却是水与土混合后捏塑成的精魂,精致精美的陶俑仿佛输入了奔涌的血液,有着灵动朝气,从而显现着生动的神韵,沉浸着厚重的历史。
  
  小陶俑背后有大历史,因为陶俑是当时生活的一个浓缩,是一个历史侧面的反映,是人生凝固生命的集中展示,所以才要放入墓葬中陪伴主人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从殷商晚期开始,墓葬中出现替代杀殉的陶俑,一直到明清交际绝迹,其间延续了三千多年的历史。
  
  西安是周秦汉唐的京畿之地,历代王朝遗留下无数的种类繁多的陶俑,犹如一首送给这座消逝古城的视觉挽歌,让人们记住历史遗产而有了追溯的价值与怀旧的共鸣。陶俑在众多历史遗物中脱颖而出,在于当时艺术工匠汲取社会前沿的反映与普受关注的遴选,不断潜心追求艺术创新的表现,各类陶俑造型不是袭故蹈常,而是时尚价值的延伸。当然,更是受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喜爱和赞赏,才会使陶俑大大涌现。我们看到的不是艺术虚构的结晶,而是历史的总结和见证。
  
  在雕塑艺术上,西方人善于雕,中国人善于塑,雕是减法,塑是加法,雕是把多余的原材料凿掉剩下写实的形体,塑是把泥巴堆捏成直接映射艺术的形体造型,一雕一塑相辅相成。雕塑艺术在中国秦汉至隋唐的陶俑中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往往是集捏塑、雕塑、刀刻、模印、彩绘等手法于一身,不仅纹饰丰富、效果突出,而且体态匀称造像独特。特别是一些造型独特的陶塑工艺是在模塑之后又搭配雕刻,简练数刀就刻画出传神之境,详细而生动,视觉效果非同一般。
  
  从战国以来到秦汉、隋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民族,他们有着虹吸鲸饮的开放胸襟,有着不固步自封的饱满心怀,特别在关中这片广袤土地上有着杰出的表现。秦汉的陶俑制作已经有了五彩纷呈的境域,大家耳熟能详的秦始皇兵马俑显示了秦人制作陶俑的雕塑水平,八千多件如同真人真马的陶塑,形体高大,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容貌千人千面却逼真写实,每个俑从发型、头饰、服饰、铠甲、鞋履以至胡须、表情皆不相同,气势恢弘的军阵掩盖了秦俑稍显僵硬的缺点。1999年出土的秦陵园百戏俑,由于体型魁梧,肌肉发达,被有的雕塑史专家称为来自希腊罗马的风格,因为中国工匠一般不表现骨骼肌肉,从而被认为是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
  
  汉代长安出土的陶俑则展现了汉人塑像精致的缩微水平。在西汉帝陵、后陵以及诸侯王陵发现的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侍立俑、骑马俑、步兵俑、乐俑、舞俑等,作为众多奴婢随从被陪葬在皇家贵族陵墓中。汉俑虽然比秦俑缩小三分之一,但是形象更为生动,汉阳陵第一次发现的裸体陶俑令中国人瞠目结舌,男女隐私部分的暴露使人无法想象当时礼俗制度下的工匠创作。西安地区东汉墓葬出土的小陶俑,奴仆成群组合,杂戏拙朴粗糙,以豪强地主庄园内生活见长,但雕塑艺术落入低谷。
  
  魏晋至北朝时期关中地区“五胡乱华”,政权更迭频繁,经济一蹶不振,厚葬风气减弱,墓葬中出土的陶俑简拙个小,流行的半模俑也是节俭省料,武士俑、骑马俑、奏乐俑、侍立俑等造型简单,既有着浓重的军事气息,又流露出少数民族的风尚。西魏北周陶俑整体风格与局部艺术都不如东魏北齐的出新细腻,或许与关陇军功集团吸收外来文化较少有关。
  
  隋唐陶俑是中国古代雕塑史颠峰时代的代表,《唐会要》卷三八记载“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行”。偶人就是陶俑,这种利用厚葬死人表达活人心理的随葬品,将丧葬“忠孝”传统思想推向极端,埋葬时大肆铺张,定制时逾越等级,送葬时炫耀权势,贵族王公到官吏士民争相仿效,从官府工署到民间作坊竞相奢华,使得陶俑制作越来越精美,不仅彩绘贴金,装饰鲜艳,而且造型独特,动作夸张,在艺术上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最典型的如1991年西安东郊唐金乡县主墓出土的156件彩绘陶俑中,生动地揭示了开元盛唐时期贵族生活的豪华场面,造型传神,神态各异。头戴孔雀冠骑马女俑演奏着出行伎乐,驾鹰抱犬携带猎豹的胡人猎手正跃跃欲试,裸袒上身的角抵相扑俑双腿半蹲欲寻找战机搏斗,身着绛红色骑马鼓吹仪仗俑手持筚篥诸乐器为主人开道。令人惊叹的还有一名胡人女子容貌的侍立俑,这是目前考古所仅见的西域妇女形象,使人联想起唐朝诗人歌咏的胡姬风采。其实这批陶俑中所展示的胡帽、胡服、胡人以及猎豹、猞猁、波斯犬等都与外来的波斯、粟特文化息息相关,从中不仅可以窥见当时西域文明对唐代社会的广泛影响,而且让后世人们得到了陶塑杰作的艺术享受,千年之后仍有着不灭的魅力。
  
  西安唐墓出土的胡人陶俑最多,种类繁密,形象逼真,有许多属于首次发现,异常珍贵。胡俑是丝路东西方艺术交流的国家形象。如果说胡人俑使后人看到了许多透过文字无法看到的历史信息,那么胡俑图像对唐代以及中古社会文化进行了很好的诠释,胡人西域文化传入成为唐朝汉人共享的文化,从而对活生生的“人”的面貌恢复更具典型意义。
  
  与陶俑相媲美的是盛唐时出现的三彩,两种胎质有所不同,陶是低温烧成的土器,瓷是高温烧成的器物。但就艺术价值来说,都是珍品。虽然唐代陶俑品种很多,有灰陶、红陶和彩绘陶,可是陶俑制作无疑有高低之分,成熟工匠的优秀作品往往声名鹊起,不胫而走,世人争相订购。《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李娃传》曾描述长安城内东肆、西肆两家做丧葬冥器的凶肆铺在天门街(朱雀大街)比试优劣,互争胜负,士女围观者聚至数万。可惜我们不知专为皇家贵族和达官功臣烧制陶俑的“甄官署”匠师姓名,不清楚也无法考订出土陶俑的具体制作纪年,我们只是笼统地划分时代。隋朝初唐是没有施釉的仪仗队陶俑为主要特征,唐高宗到玄宗盛唐是三彩俑与彩陶俑并重,骏马武士齐鸣,乐舞打球争奇斗艳,8世纪中叶安史乱后俑不仅数量急剧减少,而且艺术造型演变很大,武士俑装饰越来越复杂,仕女俑体形越来越肥硕,女性骑马伎乐俑越来越少,深目高鼻的胡人俑也越来越难见,这既反映了思想观念的变化,也是心灵史的巨变。
  
  孙机先生在《唐代的俑》一文中比较了长安、洛阳出土陶俑的胎土、釉色、装饰手法之后,指出:“总的说来,洛阳的制作水平稍逊于长安”。其实,洛阳的三彩俑也相当不错,只是陶俑种类不够丰富而已,但它们如双珠合璧,互相辉映,成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可以说,这些艺术雕塑匠师的精琢细刻,成为那个时代的传世文脉,赢得了目前海内外博物馆与私人搜集的典藏。
  
  宋代用平面的绘画作为艺术主导形式取代了立体的雕塑,这种艺术创作的转换,使得雕塑与绘画相比江河日下,西安地区出土的宋墓陶俑极少,近年元代黑陶俑则是屡屡被发现,其中不乏蒙古人文化特征。明代秦藩王墓地出土的陶俑造型简略呆迟,艺术价值欠缺,也许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停滞终结的讯号,留下了陶俑艺术夕阳西下的斜影。
  
  西安出土陶俑早在上世纪清末民初就已经受到西方古董收藏世家的迷恋喜爱,许多外国艺术鉴赏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出版了一些影响较大的陶俑研究图书。可是无论怎样在海外掀起热潮,都无法与新中国各地不断发现出土的陶俑相比。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考古文物为代表的新型人文学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首善”之区,随着各个朝代成序列出土陶俑的不断增多,人们开始将这一狭小领域但却五彩纷呈的文物,从艺术史视角推向了世界广阔的视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王自力先生积累数年之功,编纂的这本陶俑图录,将会提供给学术界新的历史形象素材,其文化链环和审美价值无可比拟,由此激发起艺术的灵感,更会久久不失。
  
  如果说陶俑是那个时代形影相随的直接反映,是历史的缩影造型和凝固的袖珍形象,那么陶俑身上流逝的是千年岁月,负载的是不变的文明尺度。
  
  (《西安文物精华·陶俑》,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6月出版,定价328元)
 
  (全文来源《中国文物报》2014年10月10日4版)

 
 
 
 
   
 

作者:葛承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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